[19]因为个人信息指自然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婚姻、家庭、教育、职业、住址、健康、病历、个人经历、社会活动、个人信用等足以识别该人的信息。
部门法学是法律形成和发展的土壤，并为法律解释学提供解释的素材和对象，部门法学的发展必然会极大地丰富法律解释学的内容。适当配以插图、图式、表格、方框等，增强视觉冲击力。
参见田士永：民法学习宝典——评王泽鉴著《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载http：//www. law - star. com/cacnew/201005/360056849. htm,最后访问时间：2010年5月6日。人们不得不阅读冗长的法庭意见，最终提炼出一个或者最多三个重要的法律观点。感谢《清华法学》匿名审稿人对本文的建设性完善意见。在标准的教科书中，法律被表述为一系列半权威性的断言，并提供其权威性的渊源。有学者认为，目前虽然也出版了大量民法案例教材，但基本是举案说法性质的：以案例说明法律理论，其目的在于说明法律理论而不在于案例分析本身。
就本文主题而言，西方法律方法论教材对此问题的处理值得借鉴。这样不仅只是要批判性地反映出这些方法，而且也要训练法律初学者将这些方法运用到个案中的能力。照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讲，人也是自然万物中的一种，天生就有自然权利，即《中庸》开篇讲的天命之谓性。
因此，民心得失与天下得失相关联，道德权利受侵害与政权转移相关联，社会变革就是这种关联性的表现形式。西方人说没有自由权利，就没有生命、不自由，毋宁死，那么儒家的权力逻辑则是没有道德权利，人只是一具行尸走肉。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
又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孔子以仁义的价值观补充了周礼的崇德，而后者又是对夏人敬天，殷人尚鬼的损益。由于中华民族有根深蒂固的天命信仰，所以普遍的道德权利在孟子的语境里被称为天生的性端，其特点在于与普遍的人心相连接。这个义就是天下道义，孔子坚信它是一种普遍的道德权利，超越任何世俗的权力，所以在他的言行中要贯彻以道事君，不可则止[19]的独立精神。[27]这是说宇宙论的基础是遵循万物固有的自然性质，如大禹治水，因势利导。
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总之，联系到人们将儒家传统与孔孟之道或者更具体的孔仁孟义，研究孟子思想无论如何也不能绕开义的政治法律意义而得其精神。但是，天爵所象征的道德权利就不一样，它来源于人的生命本身，像宇宙中的自然万物一样，其生成和发展就是自身性质所展现出来的自然权利，这是一种普遍而公正的自然权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性命这样的术语来表示。[26]在春秋战国时代，富贵象征着政治地位和权力，贫贱象征着经济地位与权力，威武象征着军事地位与权力，因此，当时的人认为大丈夫是一个集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力于一身的人。
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他首先是将人的普遍道德权利突显为一种大丈夫的人格权，远远超越于世俗的权力之上。
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他自信天生德于予，桓魅其如予何？[11]桓魅是宋国的司马—握有倾国之权的军事长官，孔子则以神圣的道德权利与之抗衡，是儒家以德抗位的典型事例。
{7}.[宋]朱熹：《周易本义》，李一忻点校，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他们不仅有修身养性的思想内涵，而且也有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其行谊也不仅见于讲学授徒，而且还见于各个层次的政治活动。[5]《孟子·滕文公下》。具体讲就是：道德权利蕴含对政治权力的神圣性限制，是人的心性从天命自然状态中推导出来的道德权利，一如西方近代思想家从人的自然状态推导出人的自然权利，它们的区别可以表示为天赋性命与天赋人权。所以，仁义在自然状态下只是心性，而推广扩大到社会就被赋予了无害人、无穿逾的政治与法律意义。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
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诉然，乐而忘天下。启蒙运动之后的西方人将人从上帝的造物中区别出来，其主要依据是人有自由意志，它是人的生命见证，所以说不自由，毋宁死。
在孟子思想体系中，心性与道义的结合，揭示出了人的普遍道德权利和伦理义务，也蕴含着其对天子、国君和权臣的世俗权力的伦理性超越和限制，其辩证的结论就是：当世俗权力侵害普遍道德权利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维护人的普遍道德权利的必然而正当的选择。实际上，明代大儒黄宗羲从孟子的心性天命论中也做过同样的发挥，他说：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
而汉代创立的察举制度和隋唐创立的科举制度逐渐演变成中国传统的文官制度，其主要的思想材料和价值取向当然都是以儒家精神为主导的。谓《武》（歌颂周武王征诛商纣王的汤武革命），尽美矣，未尽善也‘。
性则是具有伦理特色的宇宙观的基础。但是，作为儿子有权力救父亲而又不救，则对于孝道所要求的道德义务又有所亏欠，所以，天子和儿子这两个角色在舜的身上表现为道德权利及义务和统治权力及责任之间的平衡、取舍，按照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儒家原则，舜理应选择放弃政治权力以保障普遍的道德权利。所以权力与责任的平衡也辩证地表达了普遍的道德权利与普遍的义务之间的平衡，儒家所赞扬替天行道的革命和匹夫匹妇的义勇就是基于这种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思想。[20]其旨趣与孔子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所以，对于儒家人来说，教育的目的就是提高人的这种伦理自觉，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人的自然状态，而且也是一种自然权利。
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但是，孔子并没有系统地阐明道德权利和义勇之间的关系，而比较系统和深入地阐明道德权利思想的工作则是由孟子进行的，所以中国人习惯上是以孔仁孟义中的孟义来说明道义所表达的普遍神圣权利，并将之与孟子的 心性学联系起来。
[36]这里第一句话讲的仍然是周公制礼的传统，即礼最初只有西方近代法律所谓国家强制性意志的含义，但是后面所讲就已经揭示出儒家思想对于礼所赋予的伦理价值含义了，所以对照固国家，定社稷，君无失其民这种制度，儒家赋予了其活的灵魂和价值取向。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
[49]这就是近代儒家的人所继承的天赋性命的思想传统，而在孟子所创新的思想体系里，它已经具备了人的普遍道德权利的奥义。孟子的学生桃应问：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因为这个文官制度在中国秦汉之后两千多年的皇帝专制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儒家自然也与权力本位的专制主义联系起来了。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38][明]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46]因此，从孟子的思想体系推不出儒家维护封建专制权威的结论，倒是必然会导致民贵君轻的思想，这是建构在他的心性论基础上的人的普遍道德权利观在政治思想上的必然结论。
根据儒家仁者人也的道德权利原则，侵权就是不仁不义，汤武革命就是维权。因此，将这种绝对权力运用于家国制度之中，必然形成权力本位的专制主义，即君权、父权和夫权。
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后来汉武帝颁布推恩令，意图将政治权力推广至刘姓诸侯王子孙，以便削减地方诸侯的集权，其思想逻辑就是根据孟子的心性学。